“如何翻譯當代中國文學”論壇在京舉行

作 者：鄭周明 來 源：文學報發(fā)表日期：2017-11-24

　　2016年由文學市場自發(fā)推動的中國當代文學英譯作品出版逾50部，今年這個數(shù)字又有所增長，涉及長篇、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也覆蓋到了網(wǎng)絡(luò)文學，然而這與我國一整年近五千部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數(shù)量相比，依然顯得薄弱。有限的翻譯資源與巨大的文學新作出版之間，仍存在失衡問題。近日在北京十月文學院舉辦的“如何翻譯當代中國文學”論壇上，翻譯當代文學應(yīng)該首推好譯本，還是快速拓寬從題材到類型的完整覆蓋面，成為大家最為關(guān)心的話題。

　　當代文學翻譯目前主要通過圖書代理和對接譯者等方式進行，前者從洽談版權(quán)到市場調(diào)查再到翻譯，往往耗時較長，但在專業(yè)性和市場反饋上有更多保證，作家麥家的作品便是通過這種方式進入英語文學市場，讓更多外國讀者看到了中國優(yōu)質(zhì)文學的一面。據(jù)悉，此前和麥家同時被代理的還有作家劉震云，但緩慢的進度讓后者最終退出了這種模式，轉(zhuǎn)而與譯者對接。

　　去年瑞士譯者林小發(fā)完成的德文全譯本《西游記》讓外界逐漸意識到，有志于翻譯中國文學的外國譯者近年呈現(xiàn)數(shù)量上升和年輕化的趨勢，并且與傳統(tǒng)漢學家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參與論壇的兩位捷克譯者李素和愛理，和林小發(fā)相似，都是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濃郁興趣，然后通過留學深入中國日常生活，并著手編譯文學作品，隨著深入接觸作家之后開始選擇具體文本進行全本翻譯。

　　在此過程中，兩位捷克譯者最初也碰到了這樣的疑問，是選擇最好的作家的代表作品進行翻譯，還是綜合考慮自己的興趣、作家譯作空白來推薦當代作品？李素認為，選擇文學性好的作品來翻譯是她的首選，她提到捷克讀者對中國文學印象如今有了許多變化，以前捷克讀者讀到的許多中國唐詩作品，并非是專業(yè)譯者翻譯的，而是一些捷克詩人從別的語言轉(zhuǎn)譯而來，許多時候她都找不到原文到底是哪首，這是一個翻譯專業(yè)性的問題。而從完整性角度說，讀者可以找到中國現(xiàn)代小說如魯迅、茅盾、丁玲等人作品，如果想進一步閱讀當代作品，選擇則太少，在可選擇比較的情況下，則是傾向于忠實于原文的譯本。李素也提及一部作品能否受到翻譯所在市場的歡迎，存在許多因素，但優(yōu)質(zhì)文學性是一個基礎(chǔ)，因為如果挑選的作品不夠優(yōu)秀或是翻譯得不夠好，只是為了求全求快，這是特別容易損害作家名譽的，很可能這位作家的作品聲譽在那個國家文學市場就被定了基調(diào)。
　　這種情形似乎是作家梁鴻正在感受到的，她的非虛構(gòu)作品《中國在梁莊》目前有多個譯本在進行中，她說日文版剛翻譯完，是一位在大學教書的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就碰到了一個人稱的問題：“我書里面有一個叫五奶奶的，對方說日本的親屬關(guān)系里是沒有什么三奶奶、二奶奶的，就是一個奶奶的稱謂。那這個人該怎么轉(zhuǎn)換？因為在梁莊里面，親戚的譜系是龐大的。他覺得這個處理很難，所以他給我寫信反復(fù)商量怎么處理人的關(guān)系問題。這是梁莊里面最本質(zhì)的問題，還必須得面對。后來我們商量，把整體梁莊的人稱減少一些，把關(guān)系變得相對簡單一點，但是仍然是親屬的稱呼，比如奶奶、堂哥。”這本書的英譯本也是如此，美國譯者就方言問題和梁鴻討論了很久，比如“我稀罕你”這樣一個既有親情又有愛情的比較有意思的說法在英語中就難以找到對應(yīng)的詞語。但梁鴻也疑惑為何法語版的譯者似乎一點問題也沒有。對此，李素回應(yīng)說，當她碰到偏僻的方言詞匯時，會選擇口語化的捷克語言來處理，但不會按具體的方言去翻譯，這容易造成讀者閱讀的障礙。

　　換個位置來觀察，中國讀者在閱讀翻譯文學時，卻很少有這種閱讀障礙存在，作家寧肯回憶自己在大學時讀了大量外國作品，一點都沒有那是外國作品的感覺，為何外國讀者閱讀中國作品會有隔膜感？

　　這個疑問在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眼里，意味著不同的翻譯傳統(tǒng)，中國從漢唐興盛翻譯佛經(jīng)以后，翻譯問題經(jīng)過了大量的探討和沉淀，到近現(xiàn)代形成信、達、雅的基本原則，對譯者的專業(yè)性和文采都有很高要求，這是使如今我們閱讀外國作品暢行無阻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國出版的翻譯作品則有不同的情形，譯者常常充當了編輯的角色，對作品進行大刀闊斧的處理，甚至有譯者成就作家的說法。李素認為這更像是中文和英語有不同語言特征的緣故，具體到美國文學市場，的確存在語言霸權(quán)的現(xiàn)象，重視本土文學輕視翻譯文學。她舉例說，2016年國際布克獎得主韓國作家韓江的作品英譯本在英國市場很受歡迎，但細心的韓國讀者比較發(fā)現(xiàn)，英譯本使用了一種類似19世紀狄更斯語言的翻譯風格，而實際上韓江語言是非?，F(xiàn)代樸素的，這就反映了英語譯者的處理方式。因為語言特征問題，漢語處理往往是從信到雅，李素則認為西方語言彈性較小，當出現(xiàn)翻譯對象找不到對應(yīng)時譯者便會自行發(fā)揮，這不能簡單說好或者不好，但從雅走到信的過程無疑是需要盡快完成的。

　　盡管每個時代的語言特征都有所不同，但翻譯的基本原則依然需要遵守，李素提到的這種譯本差別在韓敬群看來，很像自己閱讀福樓拜小說時，兩位翻譯家李健吾與周克希之間的差別，前者中文功底出彩，用詞古雅，但從準確性來說，還是周克希更為接近福樓拜。對于那種自由發(fā)揮到改變作品本意的譯者，寧肯和梁鴻表示即便在翻譯后很受歡迎，也是那位作家的悲哀，難以接受。

　　擁有好的翻譯文本是大多數(shù)作家所期待的，正如傅雷、王道乾這樣的翻譯家以翻譯語言影響了眾多中國作家，擴充了漢語的邊界。中國文學若能遇到這樣的翻譯家，來擴充另一種語言的思維、思想，這才是最理想的。中國當代文學一方面需要更全面地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精選作品和提高翻譯質(zhì)量上給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