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時代重思新聞教育
新聞教育變革的必要性
新聞學教育的奠基人W.G.布萊爾認為，新聞記者不僅要被培養(yǎng)得知道如何寫新聞，而且能夠理解他們所報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傳播學的創(chuàng)建者威爾伯?施拉姆則說，新聞學院會以這樣的假設開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學生將是整個大學中最適合于理解和談論他們所處的那個世界的學生。這是兩個學科奠基人的期望，但是新聞傳播教育目前還沒有滿足這種期望。
不僅如此，我們又遇到一個嶄新的挑戰(zhàn)，就是新聞在網絡時代陷入空前的困境。新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受到多重威脅：媒體及其商業(yè)化壓力，嶄新的信息技術，公眾的不信任，持續(xù)驅趕人們遠離政治及新聞的政治氣氛，新聞文化自身的缺陷，等等。在眾多挑戰(zhàn)面前，新聞發(fā)現自己面臨的是生存還是滅亡的大問題。除非新聞在許多方面變得聰明起來，除非新聞工作者做對很多事情，否則，新聞不一定必然會存在，雖然可以肯定的是，媒體會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把如何改變新聞教育作為大的題目提出來。從思想資源上看，新聞教育的變革，我更愿意把它追溯到約翰?杜威，杜威認為，教育絕不僅僅是灌輸僵死的事實，而是要傳授學生可充分融入其生活的技能和知識。
杜威在1927年寫了《公眾及其問題》一書，系為回應李普曼《幻象公眾》而作。這兩個巨擘當年發(fā)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的意義歷久彌新。李普曼所主張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傳播模式，記者從專家手中獲取信息，予以簡化并重新包裝之后再傳遞給公眾，而公眾的角色只是對新聞作出感性的反應。在這一模式當中，公眾既無力思考，也無力行動，兩者皆為專家之事。而杜威則認為，政治就是每個人在生活常規(guī)中的工作和責任，所以，新聞應從關注行動、事件的發(fā)生和結構的改變轉向關注選擇、后果和條件，以便形成對話，改進社區(qū)中的知識產生過程。
出色的美國新聞教育家詹姆斯?凱瑞和杜威一樣強調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因為公共生活使社會能夠為所有人所理解。這導致了他的一個著名的論斷：新聞和民主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名字”。
凱瑞的新聞批評，第一個矛頭直指專業(yè)化。普利策在1892年向哥倫比亞大學建議創(chuàng)辦新聞教育項目時，除了想讓新聞判斷成為市場考量的解毒劑之外，也含有提升新聞業(yè)地位的目的。他說：“我的想法是，使人們認識到新聞是、或者應該是最偉大的智力行業(yè)之一：用一種實際的方法鼓勵、提升和教育當前乃至未來的行業(yè)成員，就像法律界和醫(yī)療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