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新儒學?價值形而上學
——黃克劍先生訪談錄
張廣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特約記者)
問：克劍先生，我受《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的委托對您作學術訪談。我想從這樣一個話題談起：從您的《自選集》的目錄看，您把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分作“中學”、“西學”、“馬學”、“困思”等篇，依我看，這樣分篇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治學風格。您是否可以先就您的這一治學格局說說您的治學動機?
答：簡括地說，我選擇治學這條路，首先是為著自己心靈的安頓，此外，也對民族的學術命運有一份承諾。我想在一百多年來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以自己的方式，以一個中國學人的姿態(tài)，對糾結中的民族文化出路和世界文化危機問題作點有價值、有擔當的思考，所以我在學術上兜的圈子比較大。
應該說，我對人文學術的獨立價值十分看重。學術成其為學術，它一定有自己的價值依據，一定有內在于自己的價值重心。它當然同諸多經驗的文化領域有種種關聯(lián)，但它在這關聯(lián)中不能只是扮演一個仆役的角色。真正說來，人文學術是民族和時代的良知所在，它的歸本性的使命是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和對人生境界的提升?！熬辰纭焙汀懊\”是我近幾年來的常用詞，我用這兩個概念把不同向度上的現實關切收攝于一種終極眷注。
我從來沒有把博學作為我的目標，奔忙于“西學”、“中學”之間是想提煉一種智慧，一種與我養(yǎng)潤中的生命狀態(tài)相契合的智慧，以便借著這智慧的可能大的穿透力，去解決橫在我胸中的人生和文化難題。我以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學人，在人文致思的水準上是低于時代的等高線的，而且也決難同我們的古人相比。承認這一點心情會很沉重，但也會激起一種富有悲劇感的掙扎的渴望。
問：我想，您說的“掙扎”可能正是您自己在治學中的一種體驗。一百多年來，尤其是這個世紀以來，不少中國學人都曾作過學貫中西的努力，希望您能簡略地介紹一下您是如何處理這一時代性的大課題的。
答：我也是從前輩學人所說的“中西之辨”處開始自己的思考的，但我沒有興趣糾纏在繁雜的比較和品評上。我看重的是文化中所涵貫的價值神經，從這里可以更真切地感受一個民族在某一時代的生命的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