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新儒學?價值形而上學
——黃克劍先生訪談錄
問：順便再問一句，您剛才一再說您是就新儒學第一、二代人品評新儒學，但不知您對新儒學思潮的第三代人，例如杜維明、劉述先等，有什么看法?此外，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知道一下您在與儒學關(guān)系中的角色定位。
答：我以為杜、劉等人在創(chuàng)思方面還沒有超過第一、二代新儒家的地方，他們的人格氣象也難于同他們的前輩相比。在第一、第二代人那里，新儒學極富有悲劇感，而在杜、劉這里，新儒學本身已更大程度地功利化、喜劇化了。
至于我對自己在與儒學關(guān)系中的角色定位，我想這只要引述兩段我曾說過的話就可以說明了。一段話是：
“儒學也許不必對當今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功利或經(jīng)濟籌謀有過多的承諾，這多少有點與近代以后的基督教信仰相似，它理應(yīng)從‘公法’的領(lǐng)域退轉(zhuǎn)到個我的心靈。在以儒學為‘成德之教’或‘為己之學’的意義上，存在主義先驅(qū)克爾凱郭爾的一個自律性的說法或者應(yīng)當對當代中國以儒為宗的學人有所啟迪，這位忠實于基督教的西方人為自己提出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基督徒’。依此，真正與儒學有緣或以儒者相期的人，最要緊的也許是‘回到“我”自己’，以策勉自己‘成為一個儒者’?！?/p>
另一段話是：
“儒學不必在萬象森然的人文世界中事必躬親，而只須讓由它陶冶出的仁心內(nèi)在而不恥于學的儒者去不懈努力。這正像基督教不必去過問高等數(shù)學而只讓它的信徒牛頓、萊布尼茨去過問，不必去過問‘人權(quán)’而只讓它的信徒格勞秀斯、洛克等去過問一樣。”
前一段話見于我發(fā)表于《哲學研究》1995年第8期上的文字《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后一段話見于我1996年出席夏威夷、臺北的國際學術(shù)會議論文《在“境界”與“權(quán)利”的錯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