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劍：“名”的自覺與名家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nèi)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xiāng)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丑上》）涵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不忍人之心”，說到底，原是一種可明證于當下體驗而不能自已的情愫。理或可條分縷析，情卻渾然不可界說，其唯有“近取譬”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使人體會，才能為靈府相感相通者所知。這油然而發(fā)、沛然未可抑制的“不忍人之心”是篤摯的，它只是在為人所覺因而為人所“盡”（“擴而充之”）時才為人所省思，并緣此使人悟知其所以為人的人之“性”。所以心性之學亦可概而言之為心性之覺（“學，覺悟也”），此覺在默會中而本不至于誘發(fā)言辯或論爭。但孟子終是處在所謂“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的時勢下，出于一種回應(yīng)，他不得不起而力辯諸子以維系儒學的傳承。為此，時人遂對孟子有“好辯”之稱。孟子本不以“好辯”為能事，他自作辯解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ㄍ希安坏靡选敝稗q”是被動的“辯”，而且孟子的“辯”始終關(guān)聯(lián)著人的“心”、“性”的體證，它同那種經(jīng)意于言辭和邏輯推理本身的辯說非可一例相看。不過，既然涉于辯難而不得不論爭，對言辭的斟酌以至邏輯的講求便終不可免。孟子的言辯已經(jīng)寓了相當自覺的“類”觀念，而且他對所辯必得明“故”（緣故、緣由）有著清醒的意識?！邦悺?、“故”作為邏輯范疇萌蘗于墨子而成熟于后墨之“墨經(jīng)”，孟子依“類”辨“故”或依“類”求“故”，則將其用于對儒家義理的論證或申辯。因此這依“類”辨“故”或依“類”求“故”往往不落于抽象思辨，而多是取譬相喻式的類比推理。如：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告子上》）

規(guī)矩，方員（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以口“同耆”、耳“同聽”、目“同美”為譬類推“理”、“義”為人“心之所同然”，更相應(yīng)于孔子那樣的由情入理的“近取譬”；而以“規(guī)矩，方員之至”為譬類推“圣人”乃“人倫之至”，則是純?nèi)槐胬淼谋阮愊嗤?。前一類類比推理多用于設(shè)言以立論，后一類——與墨子、告子的折辯之喻相近——類比推理則多用于辯對或論詰。

孟子亦曾自稱“知言”：“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上》）這“知言”與孔子的“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之“知言”的意趣大致相通，其指歸并不落在“名”的審求或“言”、“辭”結(jié)構(gòu)本身的辯析上。不過，在孟子與告子關(guān)于“性”的論辯中的確出現(xiàn)了如下的對話：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保ㄔ唬海鞍子鹬滓勃q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保ㄔ唬海叭粍t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上》）像“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之類的說法，已經(jīng)與后來被人們稱作“名家”的那些人的辯難很有幾分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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