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劍：“名”的自覺與名家

三、墨家與“名”的自覺

老子、孔子之后，墨子在道家、儒家之外另立一種教化，為抗衡儒術以闡揚“兼愛”、“非樂”的學說，開了字句必較的論辯之端。與老子所行“不言之教”形成鮮明比勘，亦與孔子“欲無言”而導人以“默而識之”的態(tài)度大相徑庭，墨子頗看重“言談”或“談辯”。他以為：

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尚賢上》，下引《墨子》僅注篇名）

譬如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耕柱》）“言談”或“談辯”不可能不借重“名”、“言”，對“言談”、“談辯”的看重表明了墨子對“名”、“言”的自覺，而且，這自覺比起老子的言“不言”、孔子的“欲無言”來，對“名”、“言”的正面價值更多了些積極的肯定。

墨子施教幾乎無處不取論辯方式，其辯鋒之雄于《墨子》中所輯纂的諸多篇章隨處可見。其好辯亦頗善辯，這好辯與善辯顯然寓托了他對“名”、“言”本身的信賴。在辯論中，墨子往往對論爭雙方所用概念（“名”）的辨析分外執(zhí)著。例如，他說：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保ā斗枪ハ隆罚┠臃磳ヂ?，卻并不否定禹征有苗、湯伐夏桀、武王伐紂那樣的誅伐，所以他分外要區(qū)別“攻”和“誅”。由分辨不合道義的“攻”和合于道義的“誅”，他提出了措辭用語所不能不留意的“類”、“故”范疇。墨子著述中說到“類”的地方并不多，但“類”作為論說“言談”規(guī)則的一個重要范疇在他這里是沒有疑義的。（見《公輸》）與“類”相比，墨子言及“故”之處要更多些，而且除業(yè)已提到的“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外，從如下的一些說法亦可看出其對“故”在范疇意義上的理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保ā都鎼壑小罚?/p>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非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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