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中國歷史

宋明性理學的興起和發(fā)展，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儒學作為倫理道德、身心修養(yǎng)層面的社會功能，從而與作為政治制度層面的儒學相呼應配合，進一步強化了儒學在社會政教兩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學這種兩個層面兩種社會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許多本來屬于倫理修養(yǎng)層面的問題與政治制度層面的問題糾纏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倫理修養(yǎng)層面是直接為政治制度層面服務的，常常使得本來建立在自覺原則上的規(guī)范，變而為強制人們接受的律條。而這種以“天理”、“良心”來規(guī)范的律條，有時比之明文規(guī)定的律條更為嚴厲。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銳批評封建統(tǒng)治者利用性理學之“天理”、“良心”來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規(guī)定的“法”來殺人更為利害，且無處可以申辯[7]。所以說：“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保ā睹献幼至x疏證》卷上）這是對性理學所引生出的社會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人們對儒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為“吃人的禮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這在當時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勢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應當看到，這種對儒學簡單的全盤的否定，也是不科學的。這里顯然沒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學、兩漢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學與宋明性理學儒學這些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的儒學之間的質(zhì)的區(qū)別。同時，顯然也沒有分清自漢以來，尤其是自宋明以來儒學所發(fā)展出來的兩個不同層面及其不同的社會功能。而這正是我們探求儒學未來發(fā)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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